项目研究目标：

（一）提高课后服务质量

２０２１年７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在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双减”政策表面上是消除“内卷”，其更深层次目的是让教育回归良好生态，回归育人本真，核心要义是实现我国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本团队对“双减”背景下中小学高质量课后服务社会支持体系中阻碍其发展的多方面具体原因进行深度分析研究。本次课题的研究目标主要是充分发挥中小学校课后服务主渠道作用，呼吁广大中小学校充分利用管理、人员、场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

（二）完善课后服务支持体系

通过课后服务治理，学校能够打破应试教育桎梏，贯彻落实素质教育，以科学的规划、专业的教师挖掘高质量教育内容，使课后服务课程化，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从而激发学生内生成长。针对其中存在的资金来源渠道有限，运行机制不规范造成的管理混乱，相关社会组织进入渠道受阻等造成的课后服务承担主体单一，课后服务形式单一，课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家长对课后服务产生观念分歧等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善和解决方案。针对现状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多个主体探索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与方法。

项目主要内容：

（一）我国中小学高质量课后服务的理论研究

  基于大量的国内外文献研究，课后服务几乎涉及世界各国、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在校学生，学生在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需求的驱动下，都会不同程度地参加课后服务教育活动。同时有研究表明，课后服务的产生与国家的经济状况、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的发展等方面密不可分，它受到极为复杂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和现实需求的影响，基于我国国情的不同，其他国家相关的措施和政策难以被我国借鉴和推广。

目前我国在课后服务研究方面已取得重大突破，国家的政策引导、社会的高度重视、相关机构及组织的参与，都让课后服务在良性循环中不断发展，初步形成了有特色、有内涵的服务体系。但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国的课后服务研究在理论层面成果丰富，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概念模糊、主体权责不清、缺乏制度保障等问题，仍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与完善。

（二）我国中小学高质量课后服务的现状分析

本项目研究遵循理论研究——现实考察——过程研究——体系构建的原则，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统计分析法以描述现状、探讨问题、构建体系。同时利用学校与其他中小学的合作办学，以及各类社会机构，本团队通过实地走访访谈，结合问卷调查数据，进一步明确当下中小学课后服务的表现形式。调查发现，现阶段的课后服务仍以老师看护学生完成课后作业为主，导致这种模式下的教师和学生均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未能真正实现“减负增效”的最终目的。

（三）我国中小学高质量课后服务的社会支持体系过程研究

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课后服务是推进“双减”工作的重要措施，高质量的课后服务旨在有效解决家长接送难的问题，具体指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后活动，挖掘学生潜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缩小教育差距，推进社会公平。项目的主要内容为分析“双减”背景下，中小学高质量课后服务的社会支持体系中现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双减”政策下课后服务的现存问题提出与之相对应的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目前，各地区都有积极响应国家的倡导，开展中小学课后服务，期望解决“三点半难题”等存在的问题，然而当前中小学高质量课后服务体系中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

1.资金来源方面受限

资金是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体系的重要保障。国家颁发的相关政策文件中并未明确规定如何收费以及政府如何补助，由于各地区省市对文件的解读不同，不同省市的具体实施方法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海南实施政府财政补贴和学校支持、家长合理分担运行成本的做法。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河北主要通过“购买社会服务”“财政补贴”的方式免费提供服务。但城乡差距发展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导致了出现了一些资金方面的问题，例如部分地区受政府补贴少及补贴分配不合理等。

资金问题也会进一步引起教师相对应的课后服务报酬较少的问题，从而降低教师开展课后服务的积极性。城乡之间教育经济水平差异较大，导致部分经济困难的家庭的学生难以承担课后服务所需费用，由此导致参与的主动性降低，这部分费用由谁来承担？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此外，课后服务资金来源渠道较少，社会关注度较低，并未真正与社会建立起联系，是否可以与社会企业合作，让企业投资成为资金来源的一部分？让“校企合作”形成一种新模式？

2.运行管理机制不够完备

政府在课后服务中担任重要角色，其作用不应当只是颁发宏观的政策文件，而应细化明确课后服务的执行标准，管理制度及具体实施措施模型，更应提出相应的鼓励、保障、监督措施。学校方面，课后服务的场地、基础设施、道路安全等方面皆由学校提供保障，其中道路安全问题尤其需要得到重视，道路安全问题若没有良好的管理机制进行保护，课后服务参与的积极性也会降低。

由于课后服务秉持“自主选择，自由参与”的原则，便会出现学生放学时间不同的问题，上海提出学生要按照“家长提出申请、班主任审核、学校确定”的流程参与校内课后服务，严禁强制学生参加或不参加；山东提出“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社会参与、学生和家长自愿参加”等。那么不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与参与课后服务的学生的道路安全问题该如何解决？学校该如何维持好此间的秩序？若是有企业介入课后服务，对企业的监督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该如何形成完整的监督体系？

3.课后服务承担主体单一

现阶段多以在职教师为课后服务承担主体，然而学校师资在开展课后服务活动中专业化水平难以得到保障，完全由在职教师承担的课后服务难以达到高质量课后服务的标准，且未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是否可以邀请一些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士或退休教师参与其中？是否可以与志愿者及社会公益性组织达成合作？

此外，有些地区提出意见，允许第三方教育组织进校园。然而只能起到孩子有人看管，减轻作业辅导压力的作用，并未满足孩子自身的兴趣爱好的发展，与最初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变相补课”的现状，是否可以引导其适当转型，由课后补习变为课后服务？引入课后服务承担主体是必要的，但引入的教学质量可能参差不齐，对此是否需要评选标准或评价机制？

4.课后服务课程内容单一

目前，各地区之间的课后服务体系存在差异，仍有大部分中小学没有实现“双减”背景下中小学课后服务的真正目的。上海、浙江、海南明确提出不允许社会培训机构类服务主体进校园；而广东、江苏、北京、山东、福建则允许校外培训机构类服务主体进校园。目前大部分学校仍以老师看护学生完成课后作业为主，将课后服务理解为课后看管的同义词或是课堂教学的附属品，单纯以填补时间空白为目的，从而忽视了学生多样化、个性化、差异化的发展需求，既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也加重了老师的身心负担。而且后期学校之间可能存在“照搬照抄”的现象，不能基于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或当地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特色化开展课后服务，忽视了学生的需求以及本土特色和当地文化的弘扬发展，未对学生素质提升产生明显的作用，未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求和针对育人的功能。

5.对课后服务产生观念分歧

现阶段，家长“唯分数论”的观念一直存在，部分家长过于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忽视了素质教育以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校与学校教育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恶性“内卷”也一直存在，甚至已经成为恶性循环。部分学校和家长以学生课业成绩为唯一评价标准，未能充分发挥“家校协同育人”的作用，有悖于“素质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有悖于中小学高质量课后服务体系的初衷，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教育理念仍处于传统阶段。《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旗帜鲜明地提出，义务教育要“使学生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实现义务教育的关键在于家长的传统教育思想的转变，那么对于这部分家长政府与学校应当采取怎样的形式与方法来进行劝导？怎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家长们的落后思想的问题呢？

（四）我国中小学高质量课后服务的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研究

基于现状调查和过程探究，本课题试图从政府、社会、学校、学生、家长五类主体出发，通过案例分析法、调查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去有效解决资金来源方面受限、运行管理机制不够完备、课后服务承担主体单一、课后服务课程内容单一、对课后服务产生观念分歧的问题，从而构建“双减”背景下中小学高质量课后服务的社会支持体系。以下是基于文献研究提出的构建“双减”背景下中小学高质量课后服务的社会支持体系的方法。

1.资金层面

（1）校企合作

课后服务不单纯是市场行为，它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的准公共产品，应主要采取“政府拨款+合理收费”这一世界主要国家通行方式。政府应当增加对于学校开办特色化课后服务的课程补贴，对于特色化开展学校应给予一定的资金鼓励。政府也应鼓励资金来源多样化，开展“校企合作”的“旧模式，新用法”，即企业与学校建立合作关系，签订合作协议，并投资学校课后服务,这种模式下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的资金压力,在合理收费区间内为学校和企业实现双赢。

（2）提高教师课后服务开展报酬

教师角色负担加重导致的课后服务课程开展积极性低，学校应合理提供相应的课程报酬和生活补贴，提高教师参与度，提升课后服务水平。

（3）补助贫困家庭学生

部分学生存在家庭经济困难情况，政府与学校应提供相应帮助，免费为其开展课后服务，提高学生参与度。

2.运行管理机制层面

（1）相关政策的出台

课后服务课程的实施旨在解决“三点半难题”，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指出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却并未指出其具体操作措施，国家应在政策方面推进相关政策的出台。政府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鼓励学校开展课后服务课程，并对于资金来源及课后服务课程开设来源提供一定的保障。

（2）完善监督体系

课后服务监管呈现“无法”、“无人”、“无力”监管的“三无”现象，课后服务的实行和管理也应被监督。政府应设立相应的保障和监督机制。对于企业介入的课后服务，要发挥市场的监督作用，将“无形手”和“有形手”相结合，形成完整的监督和评价体系，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学校层面，应鼓励家长自愿组成“家长监督委员会”或“家长代表委员会”，定期组织家长参与到课后服务课程中来，体验不同的课程及督促课程不足之处的改进。通过“政府+市场+学校+家长”多方监督的模式，可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评价体系，填补职位空缺漏洞，进而保障课后服务的质量。

（3）学校分容量管理

城乡发展水平差距大，导致的学校容量大小不一，各学校应杜绝“照搬照抄”，依据学校容量大小设置合理的管理制度，运用“一分为二”的思想进行分类调控。

例如：小容量学校可延续人力管理制度，合理安排好人员分工，做到有秩序、不杂乱；大容量学校，可在“双减”背景下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AIOT、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智能技术为依托，开发相应的小程序、网页和APP，进行数字化管理，做到高效化、有效化。

（4）人脸识别系统解决管理安全问题

在课后服务学生管理的安全层面，可参照大学宿舍的人脸识别系统，实行“刷脸进，刷脸出”，从技术上降低学生管理层面的安全隐患。

（5）数字化管理应用改革

同时后期学校可以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比如开发小程序或者APP等，家长和学生根据“自愿参加，自主选择”原则进行线上预约或线上体验等，帮助中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挖掘兴趣点，也可以帮助其“培优补缺”，促进全面发展。利用数字化模式，不仅方便学校调控管理，合理利用教学资源，而且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差异化的发展需求。

（6）自愿参加原则参与课后服务

课程服务的参与应遵循自愿参加原则，以便利家长接送、家长及学生对于课程内容的认可与认同等方面，鼓励家长、学生的积极参与，在时间和课程选择上做到自由化、弹性化。

3.课后服务承担主体层面

（1）承担主体多样化发展

现阶段多以在职教师为课后服务的承担主体，未能合理利用社会资源。课后服务课程的开展需要多方面人士及机构承担，承担主体应朝多样化方向发展。

（2）社会专业人士入校

学校可发放邀请函于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士，例如：在某些方向有一定成就的学生家长、“返乡”“回母校”的具有专业性能力的社会人士、返聘退休教师等，可向提供课后服务的社会人士提供一定的报酬或学校周边产品。

（4）志愿者入校

学校也可邀请有专业特长的志愿者入校开课，例如：各高校的大学生志愿组织（尤其为师范类专业大学生）等。

（5）社会组织合作入校

学校也可与一些社会组织进行合作，例如：少年宫、博物馆、社区、警局、各类实践基地等。

（6）校外培训机构整改入校

校外培训机构整改后，仍旧打着招牌“变相补课”，政府部门应引导校外培训机构逐步转型，与学校进行合作，收取合理费用，开办具有专业性、特色性的课后服务课程。

4.课后服务课程内容层面

（1）课程设置多样化——课时分配、特色日

双减政策指出要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会活，应加快课程设置多样化建设和课程内容多样化建设。

在课程设置多样化建设方向，可在放学后两小时采取第一课时与第二课时内容与形式安排不同的模式，将课后服务分为两个课时，每个课时时长在30~45分钟，再根据课程内容的不同类别进行交叉组合，增加课后服务的趣味性，例如：第一课时为奥数、英语等学科类知识拓展，第二课时为音乐、舞蹈等兴趣爱好类培养等。学校也可设置特色日，邀请专业人士开设讲座，在形式上进行创新，增强学生参与课后服务课程的积极性。

（2）课程内容多样性——学科类、兴趣类、科普类、影视类

在课程内容多样化建设方向，可将课程内容大致分为学科类（相关学科知识的拓展延伸，如奥赛等）、兴趣类（音乐、舞蹈等）、科普类（心理健康、安全教育等）、影视类（典籍里的中国、朗读者等）。通过学科拓展、学习方法总结和学科交融课程内容设置，可有效解决“三化”陋习，即学习思维僵化、学习兴趣弱化、学习能力退化。通过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开展的兴趣类课程内容设置，可在学校学习时间内完成兴趣专业培养，从而实现真正减负。通过专业社会人士和博物馆等组织开展的科普类课程内容设置，可拓展学生视野，增强学生不同领域知识储备量。依据不同地区的文化资源的不同，开设相关课程，加深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3）少数班级试点

课后服务课程开展前期，可对不同的课程内容进行少数班级试点，测试该课程开展的可行性与实效性。

（4）据学校情况做好特色化课后服务

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因此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当地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很大差距，各学校应“因地制宜”，依据自身的情况，合理开展课后服务课程，也应在基础模式上进行创新，做好特色化课后服务。

（5）文化传承特色化课后服务

各个学校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借鉴长处，但不应完全生搬硬套，而应根据本校教学资源、学生需求以及本土特色（这里所谓的“本土特色”可以指当地的民俗文化，也可以指非遗传承）开展特色化课后服务。

（6）智能化“中介人”评价新平台

学校应切实保障课后服务课程的质量，对于开课的人员和机构应建立完善的资质评价标准，并使用大数据统计等工具设置资质评价系统，以国家和政府为“中介人”，采用智能评价前沿技术，数字化管理开设课后服务课程的相关人员和机构。并利用技术支持，搭建智慧评价新平台，结合智能终端设备记录课后服务课程内容，并采用大数据分析以提高评价质量与效率，从而建立规范合理的课程质量检测系统。

5.思想观念层面

（1）政府相关政策改革

政府教育部门应加大综合素质成绩在升学成绩中的占比，并规范综合素质成绩评价标准。

（2）学校开设宣讲会与传统家长会

针对一些家长“唯分数论”现状，学校应大力开展宣讲会和传统家长会，对此类情况进行批评指正，并向家长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学校与学校之间应杜绝“剧场效应”，相互之间应进行良性交流与合作，互帮互助，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一）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课后服务”这一课题，国内外学者均进行过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课后服务几乎涉及世界各国、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在校学生，学生在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需求的驱动下，都会不同程度地参加课后服务教育活动。（Lina M&Rojas B，2016）“课后服务”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的英国，当时教会为发扬博爱的基督精神，便给一些残疾儿童或孤儿提供读书唱歌免费教育场所，这成为课后服务的最初形态（郭静&车丽娜，2019）。20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便想通过解决许多家庭“孩子放学后无人照顾”问题来延长工人工作时间以及提高女性就业率。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开始主张推行“课后服务”来促进经济发展（张忠华&潘婷，2021）。在此期间，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大范围内推行课后服务，并在研究和实践中不断优化和创新。20世纪80年代开始，课后服务陆续被西方国家正式纳入教育发展体系之中，被视为一项带有公益性、普惠性、包容性、公平性等特质的社会福利，受到相关法律政策保障（熊熊&刘宇佳，2019）。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课后服务已经呈现常态化、系统化、特色化的发展态势，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发挥了促进作用，也降低了青少年越轨行为发生率。譬如，北欧四国课后通过各类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情感和道德的发展（贾立帅&刘童，2021）。韩国课后服务则通过在学校开设特长教育、保育等多种教育教学项目，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李文美，2021）。总体来看，西方国家的课后服务起步较早，发展也较为成熟，主要围绕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进行课程设计，满足了学生多样化的需求（张亚飞，2020）。

同时有研究表明，课后服务的产生与国家的经济状况、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的发展等方面密不可分，它受到极为复杂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和现实需求的影响，基于我国国情的不同，其他国家相关的措施和政策难以被我国借鉴和推广。

（二）国内研究现状

相较于国外对课后服务体系的研究，我国关于课后服务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90年代后期课后服务率先在东部沿海城市产生，并逐步向全国各省、市、县普及，现阶段有向经济条件良好的乡镇延伸的趋势（韩登亮&郭翠萍，2019）。但由于我国国情的不同，课后服务在实践过程中逐渐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发生了偏离（余晖，2021）。“双减”政策出台之前，我国课后服务的实施一直由政府主导、其他盈利机构等多主体参与。据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研究院调研组的调查发现，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省会城市，中小学生课后服务费用全部由政府财政拨款，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县（区）服务费用全由学生家庭承担（Baudrillard，2000）。课后服务的内容也逐渐成为了“辅导作业为主、培养兴趣为辅”的变相补课，这也加剧了教育不平等（韩登亮&郭翠萍，2019）。学界也就这些现象对解决课后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双减”政策。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学生的课业负担得以减轻，学生的自由学习空间也相应得到了拓展，但这也导致了中小学校放学时间提早引发的学生无人监管的问题，即“三点半难题”。针对这一问题，关于“课后服务”的研究在我国再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在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引导下不断推进和创新（周奇，2021）。

目前我国在课后服务研究方面已取得重大突破，国家的政策引导、社会的高度重视、相关机构及组织的参与，都让课后服务在良性循环中不断发展，初步形成了有特色、有内涵的服务体系。但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国的课后服务研究在理论层面成果丰富，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概念模糊、主体权责不清、缺乏制度保障等问题，仍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与完善。

（三）研究意义

1.发挥学校育人主导作用，助力个体全面发展

推行课后服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国家的教育服务能力和教育水平。尤其是在我国，双减政策下的中小学生高质量课后服务社会支持体系，以体系化、精准化、特色化的形式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坚持核心素养教育，以立德树人发展素质教育，促进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劳素质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2.促进社会主体减负，充分释放社会资源

国外学者Hyunjoon Park等人通过研究表明实施课后服务政策对个体和社会都大有裨益。从家庭层面看，家长认为课后服务能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技能、学科成绩和在校表现从而减轻家长负担；从社会层面看，一些公立学校和社区提供以学业为导向的课外服务，其是面向那些起负担不起私立补充教育的学生开放，有利于平衡社会教育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国家大力提倡减负政策，建立“双减”政策下的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社会支持体系能有效增强教育服务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学生、家长等类社会主体的压力。同时，这有利于我们推进教育教学资源公平稳定发展，更好地整合和利用社会资源，以社会力量为教育事业赋能，充分释放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3.满足我国现实需要，解决社会教育难题

国内外专家学者通过对课后服务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指出课后服务对当今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有重要意义。国内学者张忠华，潘婷研究了美国儿童“放学后计划”（After school program, ASP），将美国课后服务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家长因工作等原因无法陪伴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政策照顾、避免学生独自在家，放任自流、满足学生兴趣爱好要求”等4个方面。张冰、程天君通过对国内某一课后服务机构的调研，认为课后服务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三方面因素：“政策制定的一致性与政策执行的灵活性为学校课后服务的权益性执行提供了制度空间；压力型体制下的层层加码与学校组织运行资源匮乏为学校课后服务的权宜性执行提供了组织基础；教育竞争的愈演愈烈与学校关系网络下的共谋行为为学校课后服务的权宜性执行提供了社会土壤。”总体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是课后服务的主要目标要求，而满足现实需要则是课后服务的主要意义与功能。作为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课后服务是解决家长急难问题、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双减”政策下中小学生高质量课后服务社会支持体系的搭建，充分迎合了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能有效地解决家长、学校等各类主体的难题，提供创新性思维和创新性服务。

4.营造良好教育生态，提高“双减”政策实施效果

研究“双减”政策下中小学生高质量课后服务社会支持体系有利于保护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构建教育良好生态，能够让我们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从体制机制入手深化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国家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从而完善我国教育体制机制，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项目创新特色概述

（一）创新点：

针对我国当前“双减”背景下中小学课后服务的痛点、难点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困境，基于已有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观点，本团队在此基础上不断探寻更新颖、更深层的解决方案，并提出以下六点创新思路。

1.“校企合作”，以企业投资解资金不足之困

根据调查研究，中小学课后服务难以纵深发展的潜在原因之一便是资金不足或资金来源渠道有限。除了现有学术专家提出的“国家拨款+政府补贴+社会捐赠”外，本团队认为积极探索“校级合作”，即企业与学校建立合作关系，签订合作协议，并投资学校课后服务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这种模式下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的资金压力，同时后期学校可以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比如开发小程序或者APP等，家长和学生根据“自愿参加，自主选择”原则进行线上预约或线上体验等，帮助中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挖掘兴趣点，也可以帮助其“培优补缺”，促进全面发展。后期利用数字化模式，不仅方便学校调控管理，合理利用教学资源，而且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差异化的发展需求。

2.“因地制宜”，以本土特色解形式单一之困

现阶段的课后服务多以教师看护学生完成课后作业为主，并没有达到“减负增效”的理想效果，且在此模式下，教师和学生均承受着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本团队在探讨课后服务形式多样化的同时，也考虑到部分学校后期还可能会存在“照搬照抄”的现象，即不能基于学校或地方特色开展相应的课后服务。对此，本团队认为各个学校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借鉴长处，但不应完全生搬硬套，而应根据本校教学资源、学生需求以及本土特色（这里所谓的“本土特色”可以指当地的民俗文化，也可以指非遗传承）开展特色化课后服务。基于此，不仅能丰富课后服务形式，还能有效解决“非遗文化无人继承”的难题。

3.“协调配合”，以多方测评解职责空缺之困

对于学校引进的社会组织、志愿者或企业单位没有统一的选拔标准，即没有设定好行业“门槛”，导致课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良莠难分。针对此问题，本团队认为政府应设立相应的保障和监督机制，除此之外，若企业单位介入课后服务，则还需考虑发挥市场的监督作用，将“无形手”和“有形手”有机结合。同时，学校也可以组织成立“家长代表委员会”或“家长监督委员会”，让家长参与其中，对学校开展的课后服务进行监督、反馈、评价。通过“政府+市场+学校+家长”多方监督的模式，形成全方位的监督、评价体系，填补职位空缺漏洞，进而保障课后服务的质量。

4.“一分为二”，以分类调控解秩序混乱之困

由于课后服务秉持“自主选择，自愿参与”的原则，则会产生部分学生需留校参加课后服务课程，而部分学生需由监护人接管，因此“空档期”学生的安全问题和学校秩序的维持问题成为了亟需解决的难题。本团队运用“一分为二”的思想进行分类调控，即根据不同容量采取不同的管理手段，比如对于年级总人数较少的学校，仍利用人力（如保安等）维持秩序；对于总人数较多的学校，则可利用智能化数据系统来维持秩序（此模式可参考部分学校的“人脸识别系统”，即“刷脸”出入学校），与此同时，学校也需要技术人员参与后台数据统计。

5.“多元一体”，以多方参与解主体单一之困

现阶段多以在职教师为课后服务的承担主体，未能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因此本团队认为可以通过返聘退休教师，邀请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士、志愿者群体以及社会公益性组织参与到课后服务当中。同时我们对后三类群体/组织做出了相关拓展和补充。

首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士可以指具备舞蹈、声乐等专业资质的家长，让这类家长提供课后服务，既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课后服务给学生带来的有益影响，也能参与到评价、监督过程当中；也可以指有能力“返乡”“回母校”的著名人士，通过集体教学、线上宣讲的形式，利用自身所学回馈本土和母校。

其次，志愿者群体中我们主要强调发挥大学生志愿者（尤其是各大高校师范生）的作用，比如那些除学习外在其他领域也较为擅长，且有相关等级证书、获奖证明的大学生，他们在给中小学生提供课后服务的同时还能增加社会实践能力和实习经验，也能降低“代际沟通”困难。

最后，社会公益性组织包括少年宫、博物馆等，除了实景体验外，还可以合理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进行线上平台观影，让学生能够接触到不同博物馆的文化特色。

通过在职教师、退休教师、社会专业人士、志愿者和公益性组织多方参与，构成课后服务的“承担者”和“提供者”，能够最大程度利用社会资源，有效解决主体单一问题。

6.“交叉重组”，以排列组合解创意不足之困

学校在设计课后服务的同时，可以充分考虑课程设置的多样性。本团队就课程内容和课程形式提出了相关创意。

首先，课程内容的多样性。我们将课程内容分为学科类（相关学科知识的拓展延伸，如奥赛等）、兴趣类（音乐、舞蹈等）、科普类（心理健康、安全教育等）、影视类（典籍里的中国、朗读者等）。

其次，课程设置的多样性。我们将课后服务分为两个课时，每个课时时长在30~45分钟，再根据课程内容的不同类别进行交叉组合，增加课后服务的趣味性。除此之外，考虑到具备资质的社会人士时间有限，学校可设置“特色日”，邀请这些专业人士进行集体讲学，增加课后服务的趣味性。

（二）项目特色：

1.创新性：将“智能化”融入课后服务设计理念，开拓“数字化”新模式

本项目紧跟时代潮流，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教学资源，开拓出“线下实景体验+线上远程学习”的新模式，为中小学生提供多样化、多元化、个性化、差异化的课后服务；并创造性的提出了“线上预约+智能测试”的新模式，既能降低学校管控的难度，合理分配教学资源，也能为学生提供适配度较高的课后服务。

2.实用性：着眼现实问题，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本项目立足于国家“双减”政策，聚焦于中小学课后服务，着眼于社会支持体系研究——国家、政府、学校、家长、社会组织/机构，致力于解决其中存在的五大难题——资金不足、管理混乱、主体单一、形式单一、观念分歧。例如，研究社会支持体系时，关注到社会机构尤其是校外培训机构，可以通过政府引导此类培训机构从“变相补课型”向“课后服务型”转变，发挥其社会价值。在提出解决方案时，资金方面强调“校企合作”，企业投资；主体方面强调大学生志愿者以及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士；形式方面强调“因地制宜”，传承本土民俗文化和非遗文化，以及通过课程设置增加趣味性和多样性。

并就已有学术研究和解决方案进行进一步拓展补充，以散发式、多角度、全方位思维探讨更新颖、更独特、更全面的解决对策。从泛化到具体，从抽象到形象，从整体到局部，以开拓式、升级式、组合式创意提出了一系列可行性强、实效性高的参考意见。

3.前瞻性：构建高质量课后服务社会支持体系，着眼教育未来发展

本项目围绕“‘双减’背景下中小学高质量课后服务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展开探讨，对标国家出台的相关双减政策，契合“素质教育”、“因材施教”、“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倡导“家校社协同育人”，注重多方主体参与课后服务的提供、监督、反馈、评价过程，构建了一套系统化、整体化的社会支持系统。依据本团队的解决方案能够为中小学课后服务提供合理全面、切实可行的措施，有效解决现阶段课后服务存在的难题，有效推进课后服务蓬勃开展，有效改善“教育内卷”现状，推动学校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方向转变，促进国家整体教育进入良性循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扎实基础。

项目研究技术路线

本项目研究遵循理论研究——现实考察——过程研究——体系构建的原则，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统计分析法以描述现状、探讨问题、构建体系。

1.文献研究法：

通过图书馆、互联网、电子资源数据库等途径查阅大量文献，理解高质量课后服务等相关知识，理清双减背景下中小学高质量课后服务的社会支持体系的发展脉络及研究现状，学习有关理论知识，获取已有案例等相关研究信息，为完善其体系提供思路和参照。

2.问卷调查法：

选择学生和老师为主要研究对象，并设计了一套具有针对性的调研问卷，对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取到的数据加以总结分析，以便掌握相关的基本想法。

3.实地访谈法：

本文从多个维度选择部分人员展开采访，透过走访深入了解课后服务面临的困难，作为对调研问卷的补充。

4.统计分析法：

运用数据分析软件，采用人工操作和计算机统计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经过人工和计算机校对筛选出所有合乎要求的信息，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例如，针对不同容量、不同地区中小学制定多种方案以满足对课后服务的不同需求。

拟解决的问题：

资金来源方面受限、运行管理机制不够完备、课后服务承担主体单一、课后服务课程内容单一、对课后服务产生观念分歧

预期成果：

   2023年4月——2023年7月：对已有的研究基础进一步改进完善，扩大调查范围，并对解决方案中提到的“数字化、智能化”模式进行实物建模和优化调整。

   2023年8月——2023年12月：申报“互联网+”，为项目结题立项做好准备，并为实物模型申请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各1项，冲击校赛和省赛，取得优异成绩。

   2024年1月——2024年4月：针对“双减”背景下中小学高质量课后服务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公开发表1篇北大中文核心论文，并进一步冲击国赛。

研究进度安排

2023年4月文献查询阶段：收集整理有关双减和课后服务的现状影响，研究成果和典型案例，梳理逻辑，为调研工作做好准备。
2023年4月——2022年5月调研阶段:确定s双减背景下中小学高质量课后服务实际面临的问题，分类整理，比较分析。
2023年5月 ——2023年6月立项答辩阶段：准备调研报告和论文等相关资料与展示，为立项答辩做好准备。
2023年6月—— 2023年7月整理汇总阶段：整理所收集的数据，建立数据库，资料数字化整合，对其内容进行汇总整理。
2023年7月 ——2023年8月深化研究：实现项目落地，将理论成果用于实践，形成项目优势与亮点。并调整优化研究计划，扩大走访面，深入调查，解决新问题，提出解决方式，并完成调研报告。
2023年9月—— 2023年11月论文撰写阶段：搜集资料与投稿，针对此阶段进行的深化调研得出研究成果,完成双减背景下中小学高质量课后服务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的团体写作和投稿。
2023年10月中期检验：准备论文，调研报告等相关资料，完成中期检验，竞标省级大创推荐。
2023年12月 ——2024年3月成果推广：将相关研究的实际成果在相关行业扩大推广，为相关行业的人员带来便利，对社会做出贡献，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2024年4月结项答辩准备：整理研究计划、研究报告、研究成果、论文写作等方面的成果并进行汇报展示和答辩。

如下图所示：